隨著我國離婚率的逐年遞增，離婚婦女的人群正在擴大。盡管社會已逐漸視離婚為一種常態的家庭結構或生活方式，不再歧視離婚婦女，但我們不應忽視她們所面臨的問題和生存狀態。

與中國封建社會以“出妻”為標志的男性專權離婚相比，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代女性終于沖破了傳統觀念的藩籬，不僅在法律層面上而且在社會輿論與道德評價方面享有了與男性平等的離婚自由權。無論國際還是國內的統計，離婚案件中女性原告均占70％左右，顯示了女性在離婚問題上所享有的自主權。但享有平等的離婚權并不能掩蓋已離婚婦女在離婚后所面臨的尷尬和困境。最近的一份名為《關注單親女性》的調查報告暴露了離婚婦女生活困境的冰山一角。該調查用分層多階段概率抽樣方法對上海50個居民委員會440個單親家庭和500個雙親家庭進行的入戶調查顯示：單親女性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9％，其中離異女性是離異男性的81％。對于離婚后撫養子女的母親來說，即使加上孩子父親給付的子女撫養費，其家庭人均年收入仍僅為雙親家庭的55％。有44％的離異女性表示物質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明顯下降（注：參見徐安琪著：《關注單親女性》，《中國婦女報》2003年4月29日。）。這一結果與外國學者的類似調查結果相同。美國學者魏茲曼的調查發現：離婚后一年中，男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42％，女性的生活水平降低了73％。她認為，法官根據男女平等原則錯誤地推斷婦女在離婚后有能力和其前夫獲得同樣多的經濟收入，其結果是剝奪了離婚婦女特別是老年家庭主婦及有低齡子女婦女在婚姻中應享有的經濟利益。（注：參見夏吟蘭著：《美國現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頁。）

根據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在全國31個省會、自治區首府和直轄市對年齡介于18—69歲的當地市區居民的調查，我國目前城市中男女市民在權利、財富和機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女性在職業、社會階層、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主要方面和男性相比仍處于劣勢。從事收入較低的半技術勞動工人、服務性行業以及處于下崗、失業、待業的女性明顯高于男性，而每月收入5001元以上的女性則大大低于男性，僅占14.4％，女性接受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比男性低5.5個百分點。（注：參見《性別公平狀況調查》，《中國婦女報》2003年3月 31日。）2001年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顯示，城鎮在業婦女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0.1％。在高收入人群中，女性的比例僅有 33.5％，而男性則高達66.5％，在最低收入人群中，這一分布則呈相反的態勢。越接近最低收入者，女性的比例越高，而越接近于高收入者，男性的比例越高。同時，盡管男女的收入均值都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但在同等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學）分組中，女性的平均收入都無一例外地明顯低于男性。調查還顯示，近10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男女兩性的收入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而正在拉大。而家務勞動對收入的影響是負值。由于傳統的社會分工模式的影響，女性在業者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將近是男性的兩倍（女性為173.69分鐘／天，男性為74.68分鐘／天）。家務勞動對女性在業者的影響存在一個互動的過程，家務勞動時間長會影響在業者勞動投入的質量和數量，同時，對女性勞動價值的低估也會帶給女性勞動者負面的反饋，使其把更多的時間用于家庭。結果，只能使女性的勞動就業能力更為降低，收入也會隨之下降。（注：參見蔣永萍著：《中國城鎮男女兩性的收入差距及原因分析》，載《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7頁。）

而這種整體經濟地位低于男性的狀況不可能在離婚后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因此，離婚婦女生活貧困化是由婦女整體經濟實力相對低下的狀況所決定的，大多數婦女在離婚后如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障，其生活水平與其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相比必然要顯著下降。

同時，離婚后子女特別是低幼年齡子女隨母生活較多，已離異母親大多是家庭事業雙肩挑，既要做好母親，照料子女生活，支撐整個家庭，又要做好工作，甚至要做兼職工作，以提高子女的生活水平。許多人不僅經濟捉襟見肘，體力和精力也嚴重透支。而人到中年的已離異女性，不少人沒有較好的教育背景，缺乏經濟資源，更要面臨再婚困難。

由此可見，在保障離婚自由的同時，只有對婚姻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一方和撫養子女的一方（主要是女方）切實地提供法律救濟手段和保障機制，才能夠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和對弱者的人文關懷，體現我國法律扶弱濟貧、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人權理念與精神，也才能夠真正實現離婚自由對人性解放的真諦。